霍乱时期的爱情

费尔米纳无法从丈夫的习惯来推断他衣服上的气味来自何方。问题不可能出在上午下课以后到午饭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因为她想,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刻匆匆忙忙地谈情说爱,更不会接待客人,她们得清扫屋子,整理床铺,上街买东西和做午饭。何况,在那种时候,她们的某个孩子说不定会被砖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如果让孩子看到母亲上午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被褥狼藉的房间里,而且更糟糕的是,还和医生在一起,那就不可收拾了。所以,衣服上的气味只能是在出诊时,或者是晚上下棋、看电影的时候染上的。这种情形就很难弄清了,因为费尔米纳同她的许多女友相反,她过分自负,不愿自己去监视丈夫的行踪,也不会求别人替她这么做。看来,出诊是最适合干这种对妻子不忠的事情的时刻,但最易被人发现。乌尔比诺医生对自己全部病人都有详细的出诊记录,连酬金都有一本细帐,从初诊一直到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画十字,写上一句为他们灵魂祝福的话,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绝无疏漏。

过了三个星期,费尔米纳有几天没有从丈夫衣服上嗅到那种气味。可是后来又突然出现了,而且一连几天,那种气味特别浓烈。其中有一天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舞会。他和她一刻也没有分开,可那气味依然从丈夫的衣服上刺鼻地散发出来。

一天下午,她违反她的习惯与愿望,进了丈夫的书房,干了一件她从来不会干的事情。她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查看他近几个月出诊的错综复杂的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那间充满杂酚油香露的书房。里边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皮封面书(不知是什么动物的皮),还有学校里各班级的模糊不清的画片、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奇形怪状的等高仪和匕首。那间书房在她眼里一向是丈夫私生活的秘密圣殿,她难得进去,因为它与爱情无关。以前她也去过几次,但都是跟丈夫在一起,那是为了处理几件急事。她感到她无权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去进行自己都认为是不体面的搜查了。但她毕竟走了进去。她在搜查时,她的恐惧几乎并不亚于她的焦急。她迫不及待地想发现真情,但又怕伤害她的尊严,伤害她天生的自尊心。天哪,那简直是鬼使神差的自我折磨。

她什么也没查清楚。丈夫的病人除去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外,也是他个人秘密的一部分。病人没有注明身分,认识他们不是凭着面孔,而是凭着病症,凭着眼睛的颜色或心脏诊断书,凭着肝的大小,舌苔的厚薄,尿液中的凝块和夜间高烧时的幻觉。病人们信任她的丈夫。认为有了他,他们才能活着;而实际上,他们是为他而活着。这些人到头来只不过在他开的医生证明书的末尾得到他亲笔写的这么一句话:请你放心,上帝正在门口等你。在徒劳无益地翻了两小时之后,费尔米纳快快地离开了书房,她感到自己受了不正派行为的诱惑。

在幻觉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躲躲闪闪,在桌上食欲不振,在床上无精打采,动辄发火,时不时地以讥讽的口吻训人。他在家中已不象过去那样平静安详,倒象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从来不注意他晚上什么时候回家,现在却连几分几秒都算得清清楚楚。为了套出真情,她不惜跟他耍花招,可事后又出于心理上的矛盾觉得自尊心受到了致命伤害。一天晚上,她在幻觉中惊醒过来,似乎丈夫正在黑暗中用憎恶的目光注视着她。她感到不寒而栗,正象年轻时发现阿里萨来到她的床边时不寒而栗一样,只不过阿里萨的出现与仇恨毫无关系,纯粹出于爱情。再说,这一次,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幻觉:丈夫确实从凌晨两点就醒来了,一直坐在床上看她睡觉。但当她问他为什么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头放在枕头上说:“该是你在做梦吧。”

经过这天晚上的事和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其它一些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以后,费尔米纳感到神思恍惚,简直要发疯了。她不太清楚事情要到什么时候了结,也不知道梦幻从何处开始。最后,她发现丈夫没有出席星期四的圣体节去领圣餐,而且最近几个星期中每个礼拜日都没领过圣餐,更没有腾出时间来进行精神净修。她问他在这些精神修炼方面的不同寻常的变化原因何在时,得到的回答是含混不清的。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从来没有在一个如此重要的节期不去领圣餐。这样,她意识到丈夫不仅已犯下了严重的罪过,而且他还决心继续犯下去,毫无悔改之意,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愿去找忏海牧师。她从没想过自己会为失去爱情而受到煎熬。可是这毕竟是事实。为了不致在痛苦中死去,她决意往正在毒害着她的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么干了。一天下午,她在平台上补袜子,丈夫午睡刚醒,正在读书。在他快读完的时候,她突然放下手中的活儿,将眼镜推到额头上,神态自若地对丈夫说:“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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