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慌不忙地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洒了香水，粘好尖尖的白胡子。一走出卧室，他就从二层楼的走廊上看到了那个穿制服的漂亮姑娘，她正在跳起来接球，那迷人的神态有多少个星期六曾使他激动得发抖，可这天早上却没使他在感情上有丝毫波动，他让她跟他一块走。他带她到了美洲冷饮店，那儿挤满了带着孩子在天花板的大吊扇下吃冰激凌的父母们。阿美利卡?维库尼亚要了一个几层不同颜色的冰激凌，放在一只大玻璃杯中。这是她最喜欢的冰激凌，也是店里最畅销的，因为它能散发一种神奇的烟雾。阿里萨一边喝黑咖啡，一边看着她。她在用一把很长的小勺吃冰激凌，吃得很干净，连底都没有剩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对她说：“我要结婚了。”
她捏着勺子，带着疑惑的神情，看着他的眼睛，马上镇静下来，笑了笑。
“骗人，”她说，“老头子不会结婚的。”
那个下午，他们在公园一块看了木偶戏，在防波堤的炸鱼摊上吃了午饭，看了刚到本城的一个马戏团的笼子里的猛兽。在城门那儿买了带到学校去的各种各样的甜食。在城里他们乘敞篷汽车转了几圈，这是为了让她逐渐习惯这样的概念：他现在是她的监护人，而不是她的情夫。尔后，在一阵不停的倾盆大雨中，在敲晚祷钟时他把她准时送到了寄宿学校。星期天，他没有露面，但给她派了汽车，以便她和女友一起出游。从前一个星期开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两人年龄的差距。那天晚上他决心给费尔米纳写封请求谅解的信，哪怕口气硬一些也可以。实际上这封信他第二天才写。星期一，正好在他受了三周的煎熬之后，他被大雨浇得象个落汤鸡似的走进家门，一眼就看到了她的来信。
那是晚上八点。两个女佣都已躺下，她们点着走廊里唯一的一盏“长明灯”，以便让阿里萨照着亮走进寝室。他知道，他的简单乏味的晚餐已经摆在饭厅的桌子上。但是，多少天以来，他一直没什么胃口，常常胡乱吃点东西作罢。由于看到信，仅有的一点饿意也因为心情激动而消失了。他的手哆嗦着，费了好大劲才点看了寝室的灯。他把泡湿了的信放在床上，点着了床头柜上的小灯。然后，象惯常那样，竭力装得没事似的，使自己平静下来，脱下湿透了的外套，挂到符背上，又脱下坎肩叠好放在外套上。接着，他解下黑丝带和当今已不流行的赛瑞格衣领，把衬衣。
扣也解到齐腰处，松开了腰带，使呼吸畅通。最后，。地摘下帽子放到窗户旁去吹干。他突然一惊，身体颤抖了一下，他想不起把信放在何处了。他紧张万分，找到时反而吃了一惊，因为他已不记得将信放到床上去了。打开信以前，他先用手绢把信封擦干，注意不让他的名字被黑水湮开。在拆信的同时，他意识到，已经有第三者知情了，因为乌尔比诺的遗憾在丈夫刚刚死了三个星期就匆忙地写信给她的社交范围以外的人，没有通过邮寄，也没有让别人亲自交到收信人手上，而是神秘地象写匿名便条一样从门缝里塞进去。不管送信的人是谁，对这样的事儿都会注意的。
信封上的浆糊已被水浸湿，不用拆就开了，但里面还是干的，密密麻麻地写了三页，没有抬头，签名是她婚后所用名字的头几个字母。
他倚在床上，飞速地把信看了一遍，使他惊奇的与其说是信的内容，毋宁说是信的语气，还没看到第二页，他已知道那正是他等着的挨骂的信。他将信展开，放在床头柜的台灯下，然后脱下湿迹难的鞋子和袜子，关上大灯，最后带上岩羚羊皮护须罩，未解农就躺下来，枕在用来当靠背的两个大枕头上，他继续读着信。他把信重新看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不漏过任何一个字，接着他又看了四遍，直至看得麻木不仁，不知道信上说了什么为止。最后他将信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仰面躺下来，双手交叉枕在脑后。四个小时以内，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曾照过的镜子，大气不出，象死人一样。午夜十二点整，他到厨房去煮了一壶浓得跟石油原油似的咖啡，拿到寝室，将假牙放进硼酸水里，这硼酸水时刻都放在床头柜上。
他又象一块大理石一般躺下来，隔一会儿变换一下姿势，喝一口咖啡，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女佣送来满满一壶咖啡为止。
这时候，阿里萨已心中有数，知道该怎样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了。事实上，他读了那些谴责他的话并不感到难过，也无意去把那些不公道的非难辨个水落石出。他了解费尔米纳的性格和问题的关键，要避免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这封信本身给了他机会，并且承认他有权作答复。说得更明确些，是她要他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