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丈夫说。
听了这话，躲藏在社会名流中的费洛伦蒂纳·阿里萨，感到象是在体侧被击了一枪。费尔米纳在最初吊唁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其实，在处理那天晚上的紧急事故中，谁都没有他出现得及时，谁都没有他更起作用。是他把满满当当的厨房发排得井井有条，使咖啡得以充分供应。当从邻居借来的椅子不敷应用时，是他从别处弄来了椅子。当室内摆满了花圈时，是他命令把余下的花圈搬到院子里去。他为奥利贝利亚医生请来的客人端去了白兰地，那些客人是在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的高潮时听到噩耗后急急忙忙地赶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芒果树旁围成一圈坐下，继续吃喝作乐。当鹦鹉昂着脑袋张开翅膀半夜出现在饭厅时，他是唯一及时作出反应的人。鹦鹉的出现，使全家人不寒而栗，因为那仿佛是惩罚性的遗赠。阿里萨抓住鹦鹉的脖子，不让它叫出荒唐的话来，并把它放入带罩的鸟笼挂进了马厩。这一切，他做得是如此干净利落，以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介入了别人的家务，相反倒认为他在那个家里遭受厄运的时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从表面来看，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严肃的老人。躯干消瘦而笔挺，棕褐色的皮肤上汗毛稀少，白金架的眼镜后面藏着一对贪婪的眼睛，末端粘得很好的罗曼蒂克的小胡子已有点过时。他的最后几缕鬓发往上梳着，用发蜡紧紧贴在闪闪发亮的头顿中央，似乎这样就最后解决了他的秃顶问题。他的天然的文雅和郁郁寡欢的举止十分讨人喜欢，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顽固的光棍汉身上的两种可疑的品德。他花费了许多钱，用了许多心计，费了好大的力气，为的是不让人们看出在当年的三月份他已满了七十六岁，而且他在孤寂的心灵中深藏着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他爱得更深。
那天，尽管六月的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从听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消息起，直到晚上，他还是穿着惯常穿的衣服。深色的呢料坎肩，衬衣的硬领上系着丝带结。戴着毡帽，手热一把兼做拐杖的黑绸伞。黎明时分，他从守灵的地方离开了两个小时。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又大大方方地回来了，胡子修聋得整整齐齐，美容洗发剂的香气四溢。他换上了一件黑呢料大礼服，这种衣服他平时一般不容，只有在参加葬礼和出席圣周弥撒时才正式穿用。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硬翻领上别了艺术家的带状饰物，头上换了一顶蘑菇帽。他还是带着伞，但此时已不仅是出于习惯，而是因为他估计在十二点钟之前肯定有雨。他把下雨的迹象告诉死者的儿子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以便让他考虑是否有可能提前安排葬礼。他们也真的试图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知道阿里萨出身于船主家庭，本人是加勒比海内河航运公司经理，对气象是个内行。但是他们无法及时在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公共团体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乐队，以及各宗教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大家早已同意在十一点举行葬礼，可仓促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协议。这样一来，那次历史性的安葬仪式便被一场倾盆大雨弄得狼狈不堪。咕吱咕吱地踩着泥水到达家庭陵墓的送葬者寥寥无几。陵墓的庇护者是一棵欧洲木棉树，繁茂的枝叶一直探到墓地的墙外。就在同一棵木棉的树荫下，在墙外被指定埋葬自杀者的一座小墓上，前天下午，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埋葬了阿莫乌尔，根据他本人的意愿，他的爱犬和他同穴安眠。
阿里萨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到达墓地的人之一。他连内衣都湿透了。他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爱护着自己的身体，生怕被这次大雨浇出肺炎来。他煮了一杯热柠檬水，又加了一点白兰地，躺在床上用它冲服下两片阿斯匹林，裹在毛毯里出了满身大汗，身体才暖和过来。他再度回到守灵的地方时，已感到精神抖擞了。费尔米纳重新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房间已进行了清扫，可以接待客人了。书房里设了个祭坛，安放着一张已故丈夫的蜡笔肖像，像框上挂着黑纱。八点钟时就宾客盈门，天又象前一天夜晚那么炎热，于是在做完念珠祈祷之后，有人提出要早些告退，以便让亡者的遗孀稍事休息，从星期日下午以来，她一直未得消停。
费尔米纳站在祭坛旁边，跟来客告别，把最后一批契友一直送到临街的门口之后，她象往常那样，要亲自把门关好。她正在关门时，却看到了穿着丧服站在空旷的客厅里的阿里萨。她感到意外惊异，因为多年以来，她就把他从她的生活中抹掉了。这是第一次她从忘却中恢复过来，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在她尚未来得及为他的来访致谢之前，他已经浑身战栗着庄严地把帽子放在胸前，郁积在心中的话陡然引爆，那句话一直是他生命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