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方的变化日新月异，它们已有了戴王冠的仙女。
——莱昂德罗·迪亚斯
这是确定无疑的：苦扁桃的气息总勾起他对情场失意的结局的回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刚走进那个半明半暗的房间就悟到了这一点。他匆匆忙忙地赶到那里本是为了进行急救，但那件多年以来使他是心的事已经不可挽回了。那位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残废军人、儿童摄影师，又是跟医生交情甚笃的国际象棋对手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此刻已利用氰化金挥发出来的气体，从回忆的折磨中彻底解脱了。
医生看到尸体躺在行军床上，覆盖着一条毛毯。阿莫乌尔生前一向是睡在这张行军床上的。靠近行军床有个板凳，凳子上放着一只小桶，那是用来蒸发毒品的。地板上躺着一只胸脯雪白的黑色丹麦大狗，它被捆绑在行军床的床腿上，旁边摆着一条拐杖。那间令人窒息的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又充当工作室，黎明的曙光从打开的窗户射进来，意微的光亮足以使人们立即认出他确实已经死了。其它的窗户以及门缝都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或用黑色的马粪纸封闭起来，这更增加了室内的压抑的气氛。室内有一张木台，上面堆满了细口小瓶和没有商标的香水瓶。在用红纸罩着的一台普通聚光灯下有两只白蜡小桶，外皮已经剥落。第三只桶里盛着定影剂，靠近尸体。过期报章杂志扔得到处都是，一块块玻璃板上堆满底片，破旧的家具摆得零乱不堪，但是在那双勤劳的双手的操持下，一切都显得纤尘不染。尽管从窗外吹来的空气使室内气息变得清新，但熟知内情的人，仍然可以感觉出那带有苦扁桃气息的不幸的爱情的幽怨和隐痛。乌尔比诺曾不止一次地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想过：那里真不是应上帝的思召而离开人间的合适场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认识到，死者的神经失调也许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密旨。
警察局长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里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先到了，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了窗户，并把尸体盖了起来。局长和学生严肃地跟医生打了个招呼，这位医生这次所以到来，主要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出于受人崇敬，因为没有人知晓他和阿莫乌尔的友谊之深。这位医道高明的教授，就像每天在临床课开始之前跟他的学生—一握手一样，同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生拉了拉手，然后便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住毛毯的边缘，仿佛对待一朵鲜花，像惯常一样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揭开了毯子。赤裸的尸体僵硬地弯曲着，眼睛睁着，躯体呈蓝色，仿佛比前一天晚上老了五十岁。他的瞳孔是透明的，胡子和头发是黄色的。肚子上有一道旧伤痕，粗糙地缝合着。由于拐杖的折磨，他的身躯和胳膊犹如被判取划船苦役的犯人那样粗大健壮，但是他的僵死的双腿却象无依无靠的孤儿的细腿。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情凝望着，他在同死神徒劳争夺的漫长岁月里，很少有这样的表情。
“真蠢，最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用毛毯重新把尸体盖上，恢复了卓而不群的教授的神气。前年他过八十寿辰时，热热闹闹地庆祝I三天，在致辞时，他再次顶住了退职的诱惑。他说：“我死后总会有充分的时间休息，但死亡这件变幻不定的事还没有列入我的议事日程。”他右耳越来越不中用了，他用带银柄的拐杖来掩盖瞒珊的步履，依旧摆出年轻时的气派，身穿一套亚麻布衣服，外加一件坎肩，坎肩上挂着金表链。珍珠母色的巴斯德式的胡须和同样颜色的梳理得溜光移亮、居中分开的头发，是他性格的忠实反映。记忆衰退越来越使他不安，他不得不随时把事情记在小纸条上，以免遗忘。结果，口袋里的小纸条太多了，又混得难以分辨，正同医疗器械、药瓶以及其它东西在他塞得鼓鼓囊囊的手提箱里混成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里资格最老和最杰出的医生，也是最讲究穿着的人。然而，他的过于外露的智慧和不太谦虚地动用权威的方式，反而使他得不到应有的爱戴和尊敬。
他给警察局长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是准确迅速的，不必验尸。房间里散发的气息就足以确定死因：某种感光的酸液引起了容器内的活性氰化物的挥发。但死者阿莫乌尔本人是此中老手，决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有所疏忽。看到警察局长的犹疑不定的表情，乌尔比诺以他典型的处事方式斩钉截铁地打断一f他的话：“请记住，签发死亡证明的人是我！”年轻的医生也感到扫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氰化金性能的机会。乌尔比诺医生很惊奇，在医学院里没有见过这个学生，但是从他羞涩的面容和安第斯发音上很快就明白了：也许他刚刚来到城里。他说：“在这里，要不了几天，就会有某个爱情狂人给您一个机会。”这句话刚出口，他便马上意识到，在他记忆中数不清的用氰化物自杀的人中间，这是第一个并非由于爱情而自杀的人。于是他稍稍改变了他的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