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所没有门牌号码的房子，从外观上看，除了挂着镶有花边窗帘的窗户和那扇从某个古老教堂拆卸下来的大门外，看不出它和比较贫寒的家庭有什么不同。车夫敲着门环叫门，直到问清地址准确无误后，才把医生扶下车。大门已轻轻打开，阴暗的门洞里站着一位成年妇女。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耳朵上插着一朵红玫瑰，虽然已年过四十，依旧是一位惹人注目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长着一对金色的严厉的眼睛，头发紧紧地贴在头颅上，宛如一项铁丝做成的帽盔。在照相馆里下棋时他曾几次看见她出现在未来往往的众多的美女之中，有一次他还给她开过几袋治问日疟的金鸡纳霜，但此时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认出她来。他向她伸过手去，她用双手握住了他的手，与其说是跟他打招呼，不如说是拉他过去。客厅里摆着馨香袭人的花草，放满了家具和精致的物品，每件东西都错落有致地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令人赏心悦目。乌尔比诺医生毫不费力地回忆起了巴黎一个古董商的小店，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个秋天的星期一，地点是蒙特马尔特勒大街二十六号。女人在他对面坐下来，用很不熟练的西班牙语对他说：
“在这儿您就象在家里一样，医生。”她说，“想不到您竟来得这样快。”
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女人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他仔仔细细地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注意到她身着重孝，神情痛苦而严肃。他这才明白访问是徒劳，的因为她对阿莫乌尔遗书的详细内容比他知道得更多。事情确实如此。他自杀前的几小时她一直在陪伴着他，就像二十年来她怀着柔情忠诚地陪伴他一样。那件事在这个沉睡般的省城里没有一个人知晓，尽管在这里连国家机密都瞒不过公众。他们是在波尔特·奥普林塞的慈善医院里相识的。她出生在那儿，而他又是在那几度过了最初的流亡生活。一年之后，她跟随他来到这儿，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造访。他们意见不尽相同，但两个人都清楚，他将永远留在这儿了。她每周一次去他那儿打扫卫生和整理工作室，但是就连最爱往坏处想的居民都没有把表面现象和事实混为一谈，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认为阿莫乌尔的残废不仅仅在行走方面，这一点，就连马尔比诺医生从医学的角度也是这样肯定的。如果不是阿莫乌尔自己在遗书中披露了这件事的话，医生决不会相信他有一个女人。不管怎么说，两个互不了解对方历史的自由的成年人，摆脱开一个保守社会的种种偏见，选择了侥幸的默默相爱的道路，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她自己解释说她喜欢这样做，再说，那个男人从来没有完全属于过她，她同他秘密相爱，他们不止一次体验到了刹那间爆炸性的幸福，在她看来，这无可非议，相反，生活已向他们表明，也许这是最值得赞许的方式。
前天晚上，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各自买了票，坐在隔开的座位上。自从意大利侨民加利莱奥·达孔特在十七世纪一个修道院的废墟上开设了露天电影院以来，他们每个月至少这样去两次。前天的电影虽已过时，但那是以上年一本畅销书为基础改拍的。乌尔比诺医生怀着痛苦的心请读了这本书，因为作者把战争描写得太残忍了。这本书的书名叫《前线无奇事》。然后他们一块去工作室，她发现他心烦意乱，惆怅忧郁，她以为那是因为看了电影里的某些场面所致：垂死的伤兵在淤泥中挣扎，令人不忍目睹。她想驱散他这种情绪，便邀他下棋。为了使她高兴，他答应了，但是心不在焉——当然他用的是白子。后来他发现再有四步，他就要输了，于是不光彩地投了降。医生这时才明白，最后一盘棋的对手是她，而不是他原来以为的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得喃喃自语道：
“这盘棋下得妙极了！”
她坚持说赢棋的功劳不在她，而应归于阿莫乌尔，因为他已被死神的信息弄得神志恍惚，没有心绪去把握棋子。当那盘棋中断时，他请求她让他独自留下来。那时大约是十一点一刻，因为舞厅的音乐已经停止。他想写封信给乌尔比诺医生，他认为这位医生是他熟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也是他的挚友。就像他经常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下棋这个撤好，他仍然这样评价他。他把下棋看做理智的对峙，而不是一门学问。那时她知道阿莫乌尔的末日已到，他的生命只有写一封信的时间了。听了这番话之后，医生真是难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