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记事以来，这是我第三次误了星期日弥撒。”他说，“但是，上帝会原谅的。”
这样，他宁可再拖几分钟，以便把所有细节全部解决，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同他的妻子共同分享信内的机密。他表示要通知为数众多的住在城里的加勒比海难民，以考验他们是否愿意向这位最受尊敬、最积极和最激进的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尽管他显然已经向障碍屈服，没有克服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他也将通知死者的棋友们，在这些棋友中间，有著名的职业棋手，也有无名小卒。他同样准备通知一些交往较少的朋友，因为说不定他们会来参加葬礼。在看到遗书之前，他决定成为第一个参加葬礼的人，但在读过遗书之后，他什么也不敢肯定了。不管怎么说，他要送一个桅子花的花圈！也许阿莫乌尔最后曾一度失悔吧。葬礼定在五点举行，那是炎热季节里最合适的时间。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从十二点钟就去拉西德斯·奥利贝利亚医生的乡间别墅，这位医生是他喜爱的学生，将以丰盛的午餐来庆祝从业二十五年纪念日。
当最初的军队服役的那些暴风雨般的岁月过去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变成了一个十分随和的人，他在全省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崇敬和威望。他鸡鸣即起，开始服用一些秘方：提神的澳化钾；治风湿痛的水杨酸盐；治昏厥的黑麦角菌滴剂；治失眠的颠茄。他不间断地吃，但总是偷偷地吃，因为在他长期的行医和授业的生涯中，他一向反对给老人开治标性的药济。对他来说，忍受旁人的痛苦要比忍受自己的痛苦容易得多。他衣袋里时刻带着樟脑晶，没有人看见时，他就拿出来深深地吸一口，以消除对那么多药物混在一起的恐惧。
他一般在书房里呆一个小时，为他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八时整到医学院讲授普通；1＄床学备课，直到临死的前夕为止。他也是个新文学作品的热情读者，这些作品由他的巴黎书商寄来，或由当地书商从巴塞罗那为他定购，尽管他对西班牙语文学不象对法语文学那样重视。不管怎样，他从来不在早晨读文学作品，而是在午觉之后读个把小时，晚上睡觉之前再读一会儿。备课结束后，他面对打开的窗户，在浴室里做十五分钟呼吸操。他总是面向公鸡啼鸣的方向做操，因为新鲜空气从那儿吹来。然后他洗澡，修胡子，在货真价实的意大利香水的浓郁芳香中粘胡子。他穿上白色亚麻衫裤，外加一件坎肩，戴上软帽，穿上西班牙科尔多瓦产的山羊皮靴。到了八十一岁，他依然保持着在霍乱流行期后不久从巴黎返回时的那种潇洒风度和欢快神态。他的头发后中分开，梳理得整整齐齐，除了颜色变得像金属一般之外，和年轻时没有半点差异。他在家里用早饭，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一杯大苦文花汤顺胃，再加一头大蒜。他吃大蒜向来就着面包一瓣瓣细细咀嚼，为的是预防心脏憋闷。教课之后，他常去参加正当的社交活动，或者去接触天主教徒，或者从事艺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某项课题的研究。
他几乎总是在家中吃午饭，饭后一边坐在院里花坛上打十分钟的诚，一边在梦中听女佣们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唱歌，听街上的叫卖声，听港湾里柴油机和马达的轰鸣声。炎热的下午那种响声在周遭回荡着，就像被判刑的天使在受难一样。接着，他要读一个小时的新书，特别是小说和历史专著。随后他便教鹦鹉讲法语和唱歌。多年以来，那只鹦鹉已经成了家中迷人的娱乐品。四点钟，喝下一大杯加冰的柠檬汁之后，他就出去巡诊。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还是拒绝在诊所接待病人，而是一如既往，到患者家里去为他们治病。自从市政建设越来越完备以来，他可以乘马车到任何地方去。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后，便乘坐由两匹枣骏马驾着的家用四轮马车活动。这辆马车坏了，他又换了一辆由独马驾辕的双座四轮带篷马车。当马车开始被淘汰，只是在供旅游观光者玩赏和为葬礼拉花圈才使用时，他照旧乘坐这种马车，而且还为它古旧的式样颇感自豪。尽管他拒绝退休，但是他心中明白，除非遇到不治之症，人们是不会上门请他的。他认为那也是一种专长。他只凭外表就可看出患者得的什么病。他越来越不相信药物，对外科手术的普及，他怀有一种惊恐的心情。他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大证明。”他认为，严格说来，一切药物都是毒药，百分之七十的普通药物都在使人加速死亡。“无论如何，”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人们已知的良药并不很多，而且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它们的性能。”他从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称为宿命论的人文主义者。他说：“每个人的死期都是自己命中注定，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时辰一到，就帮助他们既不害怕又无痛苦地了却生命。”不过，尽管这些偏激的观点已经构成地方医学的组成部分，他昔日的学生们，即使在正式开业之后，也还在继续向他请教，因为他们承认他的诊断准确无误。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是一位可贵的不可多得的医生，他的病人集中在总督区的高贵门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