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没出过门。随身携带的，是一只铁皮箱子，箱子里放着高寒地带穿的衣服、他自己装订并用纸板做成书皮的插图小说，以及那些他已倒背如流的几乎都被读烂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家里，那把小提琴和他的伤心事联系得太紧了，他不愿意让它勾起痛苦的往事。母亲却逼着他带上了那个行李包，那是个十分流行而实用的铺盖卷儿：一个枕头，一块床单，一个白色小便盆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东西部包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子捆起来，绳子在急需时可以用来控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起初不肯带，他觉得这些东西在一个有现成床铺的舱房里派不上用场，然而从第一天晚上开始，他就不能不再次感谢母亲的先见之明。最后一刻，上来了一位衣着华丽的旅客，他是那天清晨乘一艘从欧洲来的船到达的，省长亲自陪着他登船。他想带着妻子、女儿、一个男佣和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立即转船接着赶路，箱子勉勉强强堆在梯子上。船长是位身材高大的库拉索人，他终于唤起了土生白人们的爱国热情，把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好。使用夹杂着库拉索方言的西班牙语向阿里萨解释说，那位服饰华贵的客人是英国的全权公使，他正在赶赴共和国首都。他提醒阿里萨，英国为我们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为了让一个门第如此高贵的家庭能在我们国家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算不了什么。当然，阿里萨因此放弃了自己的舱房。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每年的那个时期，河里的水位都很高，轮船在头两天夜里通行无阻。晚饭以后，也就是下午五点时分，船员们就把行军床分发给旅客，每个人自找地方把床支起来，铺上随身带的行李，挂上针织蚊帐。带有吊床的旅客，在大厅里挂吊床，什么也没带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子上，把在整个航程中至多换洗两回的台布扯来盖在身上。入夜以后，阿里萨几乎是整夜地辗转反侧，不能人睡，他从河面上吹来的凉爽的微风里，听见了费尔米纳的声音，对她的回忆安慰着他的寂寞。轮船迈着巨兽的步伐在浓雾中前进，在轮船的喘息声中，他听见她在唱歌，直到地平线上升起第一抹玫瑰色的霞光，那歌声还在回荡。新的一天不知不觉地降临在渺无人烟杂草丛生的原野和浓雾紧锁的湖泊上。他认为这次旅行再次证明了母亲的聪明，于是他又觉得有勇气忘掉过去，并且继续生存了。
在深水里走了三天之后，横梗的沙滩，或明或暗的激流，使航行变得更加困难。
河水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原始森林，隔好一阵子才能在供轮船烧锅炉用的柴堆旁边看见一间茅屋。吱哇乱叫的鹦鹉和上蹿下跳的看不见影子的小猴，使炎炎午时显得越发闷热，晚上必须把船拴在岸边睡觉，这样一来，仅仅因为还活着，就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外，还有那股晾晒在栏杆上的液肉散发出来的腐臭味儿，同样令人难耐。大部分乘客，尤其是欧洲人，都离开了臭气熏人的舱房，在甲板上踱来踱去熬过长夜，用拭擦涌流不断的汗水的那块毛巾，轰赶应有尽有的蚊虫小咬。天亮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被蚊虫咬得鼻青脸肿。
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和保障乘客的安全，船长采取了异常严厉的预防措施。他取缔了当时旅途中最喜闻乐见的消遣——朝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鳄鱼开枪——以避免发生误会。后来，在一次争论中，某些乘客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他下令收缴了所有人的武器，答应在旅途终点归还。即使对那位英国公使，船长也毫不通融，这一位从启程的第二天一早就换上了猎装，挎上一支高精度卡宾枪和一支猎虎用的双筒猎枪。驶入特内里菲港上游以后，限制措施更加严厉了。在特内里非港，和一艘挂着表示瘟疫的黄旗的船交错而过，船长没能得到关于那个报警信号的任何情报，因为那艘船对他的信号未予回答。就在当天，他们碰见了另一艘运牲口去牙买加的船，这艘船告诉他们，那只挂着瘟疫标志的船上载有两个霍乱病人。并且告诉他们说，霍乱正在席卷他们即将驶过的那一段流域。于是，不但禁止乘客在下几站的港口下船，而且也不准在那些装添燃料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终点站前的那一段旅途上——整整六天乘客们都养成了坐牢般的习惯。在这些日子里，人们鬼鬼祟崇地你我相传，欣赏一套色情的荷兰明信片，谁也不知道那是从哪儿传出来的。但任何一个河上的“老江湖”心里都有数，那只不过是船长多年来收藏的色情明信片中的一小部分样品而已。就是这种望梅止渴的消遣，也仍然以徒增腻味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