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怎么做呢?”我重复。
他脸无血色。我答应要念给他听的那本故事书在他脚下，书页被微风吹得劈啪响。我朝他扔了个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红色的果肉。哈桑又惊又痛，放声大哭。
“还手啊!”我咆哮着。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渍，又看看我。
“起来!打我!”我说。哈桑站起来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儿，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个男人，刚才还在海滩愉快地散步，此刻却被浪花卷到大洋中间。
我又扔出一个石榴，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脸。“还手!”我大喊，“还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希望他还击。我希望他满足我的愿望，好好惩罚我，这样我晚上就能睡着了。也许到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样子。但哈桑纹丝不动，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个懦夫!”我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该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击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当我终于停下来，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哈桑浑身血红，仿佛被一队士兵射击过那样。我双足跪倒，疲累不堪，垂头丧气。
然后哈桑捡起一个石榴。他朝我走来，将它掰开，在额头上磨碎。“那么，”他哽咽着，红色的石榴汁如同鲜血一样从他脸上滴下来。“你满意了吧?你觉得好受了吗?”他转过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泪水决堤，跪在地上，身体前后摇晃。“我该拿你怎么办，哈桑?我该拿你怎么办?”但等到泪痕风干，我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岁生日在1976年夏天。这是阿富汗最后一段平静的和平岁月。我和爸爸的关系再度冷却了。我想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关于请新仆人的那句话。我后悔说了那句话——真的很后悔——但我认为即使我没说，我们这段短短的快乐插曲也会告终。也许不会这么快，但终究会结束。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盘子的声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谈，爸爸开始在晚饭后回到书房去，并把门关上。我则回去翻看哈菲兹和迦亚谟的书，咬指甲咬到见皮，写故事。我将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将它们保留起来，以备万一爸爸会跟我要去看，虽然我怀疑他不会。
爸爸举办宴会的座右铭是：如果没请来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个宴会。我记得生日之前一个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请名单，发现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并不认识——包括那些将要送我生日礼物以祝贺我活过十三个年头的叔伯姑姨。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非真的因我而来。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谁才是宴会上的天皇巨星。
一连数天，屋子里挤满了爸爸请来的帮手。有个叫萨拉胡丁的屠夫拖来一头小牛和两只绵羊，拒绝收下哪怕一分钱。他亲自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下宰了那些畜生。“用血浇灌对树有好处。”我记得鲜血染红树下的青草时，他这么说。有些我不认识的男人爬上橡树，挂上成串的灯泡和长长的电线。其他人在院子里摆出几十张桌子，逐一披上桌布。盛宴开始之前一夜，爸爸的朋友德尔－穆罕默德带来几袋香料，他在沙里诺区开了一间烧烤店。跟屠夫一样，德尔－穆罕默德——爸爸管他叫“德罗”——也拒绝收钱。他说爸爸已经帮了他家里太多忙了。德罗在腌肉的时候，拉辛汗低声告诉我，德罗开餐厅的钱是爸爸借给他的，并且没有要他还钱。直到有一天，德罗开着奔驰轿车，来到我家门口，说要是爸爸不收钱他就不走，爸爸这才收下。
我想从各个方面来说，或者至少从评价宴会的标准来说，我的生日盛宴称得上极为成功。我从来没有见到屋子里有那么多人。来宾或是手拿酒杯，在门廊聊天，或是在台阶上吸烟，或是倚着门口。他们找到空位就坐下，厨房的柜台上，门廊里面，甚至楼梯下面都坐满了人。院子里，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灯泡在树上闪闪发光，人们在聚集在下面，四处点燃的煤油灯照亮他们的脸庞。爸爸把舞台设在俯览花园的阳台上，但扬声器布满整个院子。艾哈迈德·查希尔弹着手风琴，唱着歌，人们在舞台下面跳舞。
我不得不逐一跟来宾打招呼——爸爸这么要求，他可不希望翌日有人乱嚼舌头，说他养了个不懂礼貌的儿子。我亲了几百个脸颊，和所有的陌生人拥抱，感谢他们的礼物。我的脸因为僵硬的微笑而发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