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要求，请您接受我的一封信。”他对她说。
费尔米纳感到，他的话语不是她预料的那种声音。它清晰，有分寸，跟他无精打采的神志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姑娘的眼睛没有离开刺绣，回答说：“在没有得到我父亲允许之前，我不能收下您的信。”这温和亲切的声音使阿里萨激动得浑身战栗，低沉的音色使他终生难忘。他仁立着，又说了一遍：“请收下吧。”他把命令的口气变成委婉的央求：“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费尔米纳没有看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刺绣活，她暗暗地把决心的大门半开半掩，那里容得下整个世界。
“清每天下午都到这里来，”她对他说，“等待着我换椅子。”
到了下星期一，阿里萨才明白她那句话的含意。那一天，他坐在小公园的长椅上，除了惯常的情景外，他还看到一种变化：当姑妈回到房间去时，费尔米纳站起身来，坐上了另一把椅子。于是，阿里萨在大礼服的扣眼里插上一朵山茶花，穿过街道，停在她的面前，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机缘。”费尔米纳低着头，用目光扫视四周。在旱季的酷热中，街上空旷无人，只有风卷落叶在地上飘舞。
“把信给我吧。”她说。
阿里萨本来想把那封自己读得滚瓜烂熟的七十页长信全部交出去，但最后决定只送出全信的一半，这部分写得既明确而又在分寸，主要意思是：他将忠贞不贰，永远爱她。他从大礼服内侧的口袋里把信掏出来，放在那个不敢正眼看他的痛苦的刺绣姑娘面前。姑娘看到蓝色的信封在他的一只由于害怕而僵直的手中颤抖，便想举起绣花绷子来接信，因为她不能让他发现她的手指也在发抖。这时出了一件节外生枝的事：从扁桃树的枝叶中掉下一摊鸟粪，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绣花绷子上。费尔米纳赶快把绷子藏到椅子后面，以免引起他的注意，她的脸羞得通红，瞥了他一眼。阿里萨把信拿在手中若无其事地说：“这是幸福的预兆。”听了这话，她第一次荣然开颜，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她从他手中把信抢了过去，折叠起来，塞到紧身背心里边。那时，他把插在扣眼上的白山茶花献了上去。她拒绝了，说：“这是定情花。”她随即意识到时间已经到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您现在可以走了，”她说，“没有得到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
母亲在儿子向她倾诉前就发现了他的心事。因为他不言不语，茶饭无心，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在他等待她的第一封回信期间，焦虑使他的身体状况更加复杂化了，他腹泻，吐绿水，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还常常突然昏厥。母亲十分惊慌，这些症状不象是爱情引起的身体失调，倒象是染上了可怕的霍乱。阿里萨的教父，一个懂得顺势疗法的老人——此人从偷偷爱上特兰西托时起，一直是她的知心人——看到病人的这些症状，也感到束手无策，病人的脉搏微弱，呼吸时发出沙哑的声音，脸色象垂危的病人似的苍白，盗汗但并不发烧，也没有哪儿感到疼痛。老人详细向患者本人及其母亲询问了情况，得出的结论是生了一种和霍乱病的症状完全一样的相思病。老人建议用玉米花水来镇定神经，并建议他到外地去换换空气，调剂精神。但是阿里萨宁愿忍受折磨和煎熬也不愿离开这里。
特兰西托是个独身的混血女人，她认为，是贫困葬送了她的幸福。儿子的痛苦仿佛就是她自己的痛苦，而她同样也在这种折磨中得到了喜悦和满足。看到儿子神魂不定，她就给他喝点玉米花水。儿子感到发冷，就给他盖上几条毛毯。与此同时，她也劝他打起精神，在病中及时行乐。
“趁着年轻，要尝尝各种滋味，”她对他说，“这种事情也是终身难逢的。”
当然，邮局的同事并不是这样想的。阿里萨已变得非常懒散，对工作心不在焉，以致在邮件到达时经常挂错国旗。一个星期三，英国的利物浦莱兰航空公司的邮船到了，他挂了一面德国旗。又有一天，法国圣纳泽尔远洋航运总公司的邮船到了，他挂了一面美国旗。爱情的迷惘使他把邮件分发得乱七八糟，引起了公众纷纷抗议。阿里萨之所以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因为特乌古特坚持要留下他，并想带他到教堂唱诗班去拉小提琴。他们在年龄上的差异几乎同祖父和孙子一样，却能志同道合，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港口的小客栈里，他们都相处得很好。港口的小客栈是三教九流的人过夜的地方，上至穿礼服的公子少爷，下至靠施舍为生的酒鬼，无不闻风而来。公子少爷们是从“社会俱乐部”豪华的舞会上逃出来的，到这儿来是为了尝尝油炸花鳅和可可米饭。特乌古特常常在发完最后一班电报之后就赶到那儿，跟安第列斯群岛小船上的狂热的水手们一起喝牙买加甜酒，拉手风琴，一直玩到天明。他身材高大健壮，一部金黄色的胡子，晚上出来时戴一项弗利吉亚帽，倘若再加一串喇叭花的话，简直就跟圣·尼古拉斯一模一样了。他每个星期至少跟一个野妓过夜。有个小客栈，那样的女人很多，专向过路的海员卖淫。他认识阿里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怂恿他效法自己，过过那种秘密的天堂生活。他为他挑选最好的野妓，跟她们讨价还价，商量行乐的方式，并且替他预付金钱。但阿里萨不肯接受他的好意。他是个童男，在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之前，他不愿跟任何女人同枕共眠。